合同签章的风险与防范

实践中，很多合同都有这样的条款：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后生效。理解争议点在于合同经签字“或者”还是“并且”盖章后生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各持不同观点从而引发了纠纷。法院认为，从字面解释一般应解释为签字或者盖章后生效，除非当事人特别约定协议经当事人签字并且盖章后生效。本站律师认为，法院持该观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现在在某一合同纠纷中，出现了新情况，双方在合同约定"本合同至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一方盖章并签字,另一方只是盖了公章,却未签字,该合同的效力如何呢?

从法律规定看基本会产生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有效:依据:1,合同法中的鼓励交易原则

2,合同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第二种观点认为未生效(不是无效):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与签字盖章后生效，对应的是盖章并签字后生效，两者从形式上看，都是并列关系，但是正如之前文章分析，前者实际上属于选择关系，后者才是并列关系。那么，严格从合同条款上看，凡是不同时盖章及签字的，都不认为合同已经生效，因为形式要件不具备。但是，司法实践中并非全部如此，合同法也有其他相关规定，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比较典型的情况是，虽然合同一方签署行为存在瑕疵，但是在争议发生之前，合同双方自始至终都认为合同是有效的，这种情况可以认为合同双方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合同形式上的瑕疵并不足以影响到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可认为该合同已经生效。律师提示，对于事后履约行为的取证，将成为主张合同生效一方的难点，因此应当注意把握细节的处理，以便在双方争议激化之前就掌握主动权。

协议中的“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条款，应如何认定？

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这里，“签字”与“盖章”中间使用的是“或者”。

“或者”，表达的意思是前后词语是选择关系，亦即只要合同签订时具备其中之一，合同便成立。

如果双方当事人在签订的协议中约定，“自双方签字、益章之日起生效”，由于“签字”与“盖章”中间使用的是顿号，其与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内容是不相同的。

“顿号”，表达的意思是前后两个词语是并列关系，亦即签字与盖章必须同时具备，合同才能生效。

因此，协议中约定“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则必须是在双方签字而且盖章的条件下才能生效。

签名、盖章、按手印，这3个有什么区别？哪个法律风险最大？

签名、盖章、按手印这三个不同的确认方式，所代表的不同法律风险。

签名

在现实生活中，名字是公民的符号，是公民意志与人格的形式表现。

签名应注意二个问题：

一是有人除了身份证上的法定姓名外，可能还有多个供他人称呼的名字，比如小名、乳名、别名、曾用名等，从法律角度考虑，使用法定姓名之外的名字有引发争议的可能，需进一步证明名字与行为人等同。

二是现在社会流行艺术签名，一个识别不出字眼的签名在法律上又如何明确行为人身份？故清晰可识别的签名是法律的必备要素。

盖章

在民事活动中，盖私章的也不计其数，与签名相比，盖章在法律上的风险是很大的。

一是如果私章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备案登记不具有公信力；

二是私章是与人分离的，不像签名因个人笔迹有别而“字如其人”，故盖下的私章是否代表本人的意思难以确定；

三是私章容易伪造，当事人可能因此主张对方所述完全与己无关。

按手印

关于按手印，现代社会一般不会单独使用，除非当事人不会写字，按手印的好处在明确身份这一点可做到“毋庸置疑”，因为每个人的指纹具有绝对唯一性，但需要借助高科技才能识别，故其缺陷也不容忽视，且按手印不易体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像旧社会的刑讯逼供中，屈打成招的最后一步就是人的手印“被”按在罪状上。

在司法实践中，最为慎重的选择就是签名与按手印的结合，签名是个人自然的书写流露，是个人真实意思的体现，可也有行为人事后不认可他人代签的情况，而按手印虽不易识别，但其确定身份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可一举定纷争，因此，签名与按手印相结合能互取其长，互补其短，是规避风险的实用性选择。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个人与法人借贷中法律意识原本淡薄的民众难以去考虑法定代表人签名的法律意义，当借条上借款人落款为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款项当时又实际进入公司基本账户的情形下，出借人因公司债务累累而自然选择个人为借款人主张权利，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为避免个人承担债务而主张个人签名系代表公司的行为，款项亦进入公司账户，公司应为债务人，故为避免纠纷，双方当事人最好进一步明确签名主体的身份，是作为法定代表人，还是个人，亦或两者兼具。如果是作为法定代表人，最好加盖公司公章。

怎样按"手印"才受法律保护

最高院公报案例：盖章真实不等同于合同真实！

陈呈浴与内蒙古昌宇石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本判例刊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3期，限于篇幅，在不影响判例主旨的情况下，对判例原文进行了部分文字删减，特此说明）

生效判决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78号

合议庭成员：

法官：李明义、李春、高榉，书记员：王慧娴

裁判日期：

二0一五年五月三十日

裁判要旨：

一、印章真实不等于协议真实。协议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在性质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协议内容是双方合意行为的表现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是各方确认双方合意内容的方式，二者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在证据意义上，印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协议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印章在证明协议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协议的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

二、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提出的人民法院另案审理中作出的鉴定意见，只宜作为一般书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鉴定意见只能在本案审理中依法申请、形成和使用。

当事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内蒙古昌宇石业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呈浴。

一审情况：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5月1日，陈呈浴与昌宇公司签订《协议》(以下简称 5．1协议)一份，双方就合作开采花岗岩矿等事项做了明确约定。2007年11月，因陈呈浴违约，昌宇公司诉至和林格尔县法院，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5．1协议。和林格尔县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5．1协议。陈呈浴不服提起上诉，呼市中院作出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该判决现已生效。

2008年9月22日，陈呈浴向呼市中院提起诉讼，请求昌宇公司补偿其在矿山的投入900万元。在该案诉讼期间，呼市中院委托兴益会计师事务所对陈呈浴承包花岗岩矿期间的土方剥离、花岗岩开采费用进行鉴证，并委托内蒙古自治区煤矿设计院勘察队对该花岗岩矿各矿口开挖的土方量、石方量进行测量。嗣后，兴益会计师事务所作出《鉴证报告》，确定陈呈浴承包花岗岩矿期间的土方剥离、花岗岩开采费用为7 112 080元。后因陈呈浴未按期缴纳诉讼费，呼市中院裁定该案按陈呈浴撤诉处理。

2011年11月1日，陈呈浴向本案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昌宇公司依据上述《鉴证报告》的结果，补偿其在矿山的投入7 112 080元。在该案管辖权异议审理期间，福建高院对陈呈浴提供的2005年5月3日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5.3补充协议)上所盖公章的真实性进行委托鉴定。经鉴定认定：检材上“内蒙古昌宇石业有限公司”的印文与样本上的“内蒙古昌宇石业有限公司”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福建高院于2012年5月21日作出裁定驳回昌宇公司管辖权异议的上诉请求，维持原裁定。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双方是否签订过5.3补充协议的问题。昌宇公司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据此可以认定5．3补充协议上昌宇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至于昌宇公司要求对5.3补充协议打印及盖章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中昌宇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已经确定，即使该5.3补充协议的打印时间在盖章之后，昌宇公司也应当对其意思表示承担法律后果。昌宇公司主张5.3补充协议系陈呈浴用其所持有的加盖公司公章的空白纸编造打印后用于诉讼，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依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5.3补充协议系真实存在，应代表昌宇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关于昌宇公司应否补偿陈呈浴履行5.1协议期间投入损失的问题。对于陈呈浴提交的《鉴证报告》，呼市中院委托鉴定函、兴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说明》，昌宇公司经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至于《鉴证报告》的性质问题，虽然呼市中院的委托函表述为“委托鉴定函”，但法院实际委托的内容为费用鉴证，该《鉴证报告》是针对陈呈浴的投入费用而进行的鉴证，性质上应属会计鉴证。经审查，作出鉴证的兴益会计师事务所具备相应的审计、鉴证资质，鉴证人员亦具有会计资格。鉴证过程虽然使用了煤矿勘测队编制的《榆树沟大理石矿测量说明》，并聘请工程造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鉴证计算，但此系会计师利用专家协助执行鉴证业务，符合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并不影响签证报告的合法性；且煤矿勘测队系受人民法院委托而进行土石方量计算，作出测量计算的人员亦具有相应的工程师资质。昌宇公司对《鉴证报告》的内容持有异议，又未申请重新鉴证，故对昌宇公司的理由不予采纳，对该《鉴证报告》的证明力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认定陈呈浴承包花岗岩矿期间土方剥离、花岗岩开采费用为7112080元。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陈呈浴和昌宇公司于2005年5月3日签订5.3补充协议，约定双方签订的 5.1协议解除后，昌宇公司应当对陈呈浴的投入费用进行清算并予以退还，经会计师事务所鉴证，确定陈呈浴在承包花岗岩矿期间的土方剥离、花岗岩开采费用为7 112080元，故陈呈浴要求昌宇公司依照5.3补充协议约定退还其上述投入费用的主张，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昌宇公司认为5.3补充协议不真实，陈呈浴并未投入资金，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昌宇公司支付陈呈浴7112080元。

二审情况：

一审宣判后，昌宇公司不服，上诉至福建高院。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二)《鉴证报告》能否作为本案事实认定依据的问题。

(一)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昌宇公司在本案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向福建高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申请鉴定的事项是对5.3补充协议印章印文进行司法鉴定。二审法院经委托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已出具司法鉴定意见。昌宇公司主张上述司法鉴定意见需告知其有权重新申请复核，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期间，昌宇公司再次申请对5.3补充协议上的公司印章真实性进行重新鉴定，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存在程序违法或鉴定结论依据不足等情形，故一审法院对昌宇公司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昌宇公司主张一审法院没有告知其有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剥夺了其司法救济权利，没有法律依据。

另外，一审期间，昌宇公司又要求对5.3补充协议打印及盖章时间进行鉴定。昌宇公司主张5.3补充协议系陈呈浴用所持有的加盖公司公章的空白纸编造打印后用于诉讼，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在昌宇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已确定的情况下，再对5.3补充协议中打印及盖章时间进行鉴定没有意义，从而对昌宇公司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程序合法。

(二)关于《鉴证报告》能否作为本案事实认定依据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在陈呈浴向呼市中院提起诉讼期间，呼市中院委托兴益会计师事务所对陈呈浴承包花岗岩矿期间的土方剥离、花岗岩开采费用进行鉴证。兴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内兴益鉴字 [2009]第002号《鉴证报告》，确定陈呈浴承包和林格尔县榆树沟花岗岩矿期间的土方剥离、花岗岩开采发生的费用为7 112 080元。该《鉴证报告》系法院依职权委托鉴证；鉴证单位为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且兴益会计师事务所具备相应的审计、鉴证资质，鉴证人员亦具有会计师资格；鉴证内容为陈呈浴承包和林格尔县榆树沟花岗岩矿期间的土方剥离、花岗岩开采所发生的费用；鉴证依据为《冶金矿山概预算定额2007》、《冶金矿山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2007》及煤矿勘测队2009年5月19日编制的《榆树沟大理石矿测量说明》。鉴证过程虽然使用了《榆树沟大理石矿测量说明》，并聘请工程造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鉴证计算，但此系会计师利用专家协助执行鉴证业务，符合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准则。另外，昌宇公司本案一审期间未向一审法院申请重新鉴定，故上述《鉴证报告》在认定陈呈浴对讼争岩矿存在投入事实和具体投入的费用数额上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情况：

昌宇公司不服福建高院民事判决，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法院再审查明：1.2004年9月26日，昌宇公司(甲方)与刘景印、陈呈浴(乙方)签订《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清水县白色花岗岩矿承包给乙方开采。

2.2005年5月1日，昌宇公司与陈呈浴又签订《补充协议》，内容为“昌宇公司根据陈呈浴对公司的贡献，同意以优惠的条件与陈呈浴签订新的合同。原昌宇公司与刘景印、陈呈浴于2004年9月26日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从2005年5月1日起终止”。

3．2005年5月1日，昌宇公司(甲方)与陈呈浴(乙方)签订《协议》一份(即5.1协议)。

4．2005年5月3日，陈呈浴为甲方，昌宇公司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即5.3补充协议)，约定在5.1协议的基础上，就合作开采花岗岩石材矿形成如下补充条款。条款具体内容如下：第一条“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为保证甲方在与乙方合作开采石材矿期间投入的全部投资安全及不受损失，双方商定，不论双方的合作能否继续，也不论双方5.1协议有效或无效，只要乙方单方面解除或终止协议，或者《协议》被法院判定解除、终止或无效，乙方同意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对甲方的全部投入进行清算并退还给甲方。为此，甲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有权申请鉴定机构或申请法院进行鉴定、评估，乙方按照评估、鉴定结果退还甲方的投资。如乙方已申请鉴定或评估，对该鉴定报告及评估结果另一方无权再次申请鉴定”；第二条“5.1协议第一条约定的‘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本条所指的损失是指经营损失，不包括陈呈浴的投资”；第三条“5.1协议发生纠纷，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提交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或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和受理”。该补充协议下方有陈呈浴签字和昌宇公司盖章。

又查明，1.二审庭审期间，陈呈浴提供部分生产经营票据，共57本。票据反映的情况如下：(1)票据除部分为正式发票外，多为收据、收条、个人记账凭证等。(2)票据性质含生产性支出，也含非生产性支出。(3)票据含部分矿石荒料销售内容。(4)票据中包含陈呈浴与案外公司及部分个人等形成荒料加工、销售关系的有关领款凭证、收据或记账凭证等单据。

2.陈呈浴与昌宇公司协议履行期间，昌宇公司没有人员参与具体采矿及矿务管理事宜。

3.陈呈浴及代理人称仍有大量投资票据，但审理期间经催告未再予提供。

再查明，1.生效判决判决解除双方5.1协议。

2.2008年9月至2011年2月，呼市中院在审理陈呈浴诉昌宇公司合作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中，陈呈浴提出司法鉴定评估申请；兴益会计师事务所作出《鉴证报告》，该鉴证报告认为陈呈浴合作期间共挖土方5万余立方米，石方12万余立方米，支出的费用为7 112 080元。后陈呈浴未按期交纳诉讼费，2011年2月28日呼市中院裁定按撤诉处理。在上述诉讼中，陈呈浴未提及亦未提供5.3补充协议及约定内容。

最高法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核心是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存在错误，陈呈浴请求昌宇公司补偿其投资损失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原判决相关事实的认定问题。本案原判决昌宇公司对陈呈浴承担投资损失赔偿责任的基础主要是5.3补充协议的可信性和《鉴证报告》的客观性及合法性。综合本案原审及再审期间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情况，本院认为，原判决昌宇公司承担投资损失赔偿责任的事实依据不足。

关于5.3补充协议真实性的认定问题。2011年9月，陈呈浴以与昌宇公司存在5.3补充协议为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1年，昌宇公司在本案管辖异议二审期间向福建高院对5.3补充协议上昌宇公司的真实性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经福建鼎立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意见为印章真实。本案一审期间，昌宇公司又于2013年5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书》，除再次对5.3补充协议上加盖公章的真实性提出鉴定申请外，另提出对公章与文字形成的前后顺序、文字形成日期、纸张日期进行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经审查对昌宇公司再行提出印章真实性的鉴定申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但因公章与文字的前后顺序、文字形成日期等对认定协议的真实性亦有重要影响，原审法院以公章与文字形成先后不影响协议真实性的判断为由，不予支持，确有不当。

在5.3补充协议真实性的认定上，该协议加盖的印章虽为真实，但因协议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协议形成行为是双方合意行为的反映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是双方确认双方合意即协议的行为，二者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在证据意义上，印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合意形成行为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印章在证明协议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协议的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5.3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有如下不足：第一，5.3补充协议对5.1协议的风险负担进行根本变更，不合常理，陈呈浴对此变更不能进行合理说明。根据2004年9月26日陈呈浴、刘景印与昌宇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陈呈浴等在获得采石生产、定价、销售所属矿山产品权利的同时，对生产、销售活动中所需的资金、物力等均需自行解决，自行承担在生产经营中因自身原因引起的责任；同时，陈呈浴等还需一次性给付50万元开发补偿费，并据商品荒料的价格按比例向昌宇公司交纳补偿金。可见，合作合同的风险主要在陈呈浴一方。之后，双方签订2005年5月1日《补充协议》，决定终止上述《内部承包合同》，该《补充协议》虽有昌宇公司同意以优惠条件与陈呈浴签订新合同之内容，但同年5月1日签订的5.1协议仍有陈呈浴负责生产、销售活动的资金、人力、物力以及税金，承担生产经营活动中因自身原因引起的各项责任义务等内容；同时，5.1协议还对协议履行期间陈呈浴不合理开采、开采权转让、不按约给付补偿金等约定昌宇公司享有单方解除权，并约定因此造成的损失由陈呈浴自行承担。

可见，陈呈浴与昌宇公司无论在前的《内部承包合同》还是在后根据昌宇公司给予陈呈浴优惠条件签订的5.1协议，合作风险几乎全部由陈呈浴承担。但5．3补充协议对双方合作合同期间的风险作了完全相反的约定，即合作合同风险完全转移到昌宇公司一方。根据该5.3补充协议内容，无论协议有效或无效、昌宇公司单方或法院判定协议解除或终止，昌宇公司均有义务对陈呈浴除经营损失外的全部投入予以退还。同时，该《补充协议》有关剥夺他方鉴定申请权及明确诉讼管辖地等内容，进一步将风险完全转移到昌宇公司一方。

本院认为，在合同当事人的缔约地位并未改变，且依约昌宇公司全部矿山使用补偿费仅240万元的情况下，上述约定超出了合作协议的合理范围，不合常情、常理；陈呈浴对仅时隔一天后签订5.3补充协议根本变更5.1协议内容，虽解释是受到昌宇公司和他人所签合同的影响，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支持，其解释的可信性不足。

第二，5.3补充协议的基本内容存在矛盾，陈呈浴不能合理说明。5.3补充协议第二条规定5.1协议第一条中陈呈浴承担的损失限定为“经营损失”，以与5.3补充协议第一条所涉“投资”相区分。实际上，所谓“经营损失”反映的是投资与收益的关系，而陈呈浴履行协议中所投入的生产经营成本性质上即为投资，5.3补充协议对此又明确约定为自行承担，从而其主张自相矛盾。再审庭审中，陈呈浴对协议正常履行条件下，生产经营成本与投资、生产经营风险不能作出合理说明；同时，其在法庭陈述中也表示主张投资是因为前期没有产品产出而其开挖的风化层对之后的生产带来了方便，如有产品产出，其投资和生产经营风险即自行承担。可见，其主张的生产经营成本与投资无法区分，经营成本是其自愿承担范围。

第三，陈呈浴在相关诉讼中从未提及5.3补充协议及管辖问题，不合常理。内蒙古自治区相关人民法院在审理陈呈浴与昌宇公司互为原被告的多起相关诉讼中，陈呈浴均未提及双方曾签订有5.3补充协议，亦未就管辖法院提出异议，其虽解释该5.3补充协议当时无法找到，是多年后在清理个人物品时偶然发现，但其前后陈述发现地点不一，结合该补充协议相关内容对双方关系的重大影响，其解释不合情理。

最后，5.3补充协议在形式上还存在甲方、乙方列法及明确协议份数的条款等与之前订约习惯明显差异的情况。

综上，根据5.3补充协议的内容、形式及该补充协议的形成过程和再审庭审查明陈呈浴在原审中隐瞒重大事实信息的不诚信行为，同时考虑昌宇公司一直否认自行加盖印章且不持有该协议之抗辩意见，本院对5.3补充协议相关内容的真实性不予采信。

关于《鉴证报告》的采信及认定问题。根据再审期间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采信呼市中院审理陈呈浴诉昌宇公司合作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中委托兴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证报告》作为认定陈呈浴实际损失的证据，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鉴证报告》是陈呈浴申请呼市中院委托兴益会计师事务所所作鉴证，因陈呈浴申请撤诉，呼市中院已对该案作出撤诉处理。本案原审期间，陈呈浴并未向原审人民法院提出有关损失鉴定申请，原审法院将陈呈浴提供的该《鉴证报告》作为鉴定意见予以质证和认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鉴定意见即使为原审法院依法委托，该鉴定意见在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亦应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否则不能采信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第二，本案《鉴证报告》属投入费用鉴证，不能作为认定投资损失事实的依据。该《鉴证报告》在内容上虽列明了陈呈浴开采期间开挖的土方量和石方量及各项费用，但并未说明开挖的石方量中有商品荒料及形成多少商品荒料，即并未包含产品产出情况。根据2005年6月，昌宇公司委托山西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进行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榆树沟村花岗岩矿区普查地质报告》及2005年9月8日内蒙古科瑞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榆树沟村花岗岩矿区普查地质报告评审意见书》，均认为合作开采矿区矿体分布稳定，覆盖层或风化层较薄，裸露地表，陈呈浴所采矿区的平均图解荒料率为 25.03％。上述地质普查报告及评审意见均为采矿的基本资料，陈呈浴作为合作采矿当事人，对此应该明知，其在履行相关开采协议期间并未提出异议。对此，本院予以采信。

昌宇公司主张《鉴证报告》所涉石方量中已有部分商品荒料产出，有一定可信性，且得到本院庭审查明事实的佐证，陈呈浴认为没有矿石产品产出，故意隐瞒重要案件事实，违背诚实信用的诉讼原则，对其陈述不予采信。再审期间，陈呈浴于2014年7月20日委托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内蒙古地质勘查院所作《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榆树沟花岗岩矿区覆盖层调查报告》亦对矿区矿体的荒料率予以了调查，但该报告为陈呈浴单方委托，且勘测的是已经开挖的矿坑，矿体因开采已经破坏，无法予以认证，对此，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原审根据上述《鉴证报告》认定陈呈浴的投资损失，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陈呈浴请求投资损失赔偿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再审期间本院查明的事实，陈呈浴请求投资损失赔偿无合同根据，亦无损失事实根据。第一，合同方面。根据双方认可的5.1协议，昌宇公司以其享有的采矿权与陈呈浴形成了合作开发矿山法律关系，该合作关系并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陈呈浴认为其与昌宇公司构成矿山买卖合同关系及双方买卖关系无效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5.1协议约定的相关内容，陈呈浴有组织实施采石生产和销售产品的权利(第三条)，同时需自行解决生产、销售活动的资金、人力、物力，承担生产经营中因自身原因引起的各项责任义务(第六条)；还具有保护矿山生态环境的义务、合理开采不得实施损坏开采的义务、按期给付矿山费用补偿金的义务等。另外，该协议第十条约定，“如乙方(陈呈浴)违反按期交付矿山费用补偿金之义务，甲方(昌宇公司)有权单方终止合同，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根据2008年11月7日呼市中院作出的(2008)呼法民二终字第957号民事判决所查明的相关事实，陈呈浴在合作期间不仅违反协议有关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采的义务，而且也自认没有按期给付昌宇公司2007年度矿山费用补偿金，据此，在5.1协议被法院判决解除后，根据上述协议之规定，应自行承担有关损失。

第二，损失事实方面。在原审、申请再审审查及再审庭审中，陈呈浴一直称其在矿山开采期内，只有投入没有产品产出，即尚未产生任何收益，但在应本院要求提供部分投资票据时，本院查明该部分票据包含部分(矿石)荒料生产、加工和销售票据，其对此未予否认，亦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本院认为，陈呈浴自行进行矿石生产和销售，亦承认昌宇公司对矿石生产和销售没有任何参与，其举出的有关投资票据不仅形式、内容存在严重瑕疵从而导致投资认定困难，根据其已有矿石生产和销售的事实，是否具有投资损失，亦无证据予以充分支持。

同时，原审中，陈呈浴作为损失赔偿的请求人不仅未提供有关生产经营票据，而且对其应该掌握的票据前后表述不一，有时称其有三麻袋票据，有时称只是三小袋票据，有时称票据在他人处不能取得，有时称票据大部分丢失等。再审中，经多次催告陈呈浴限期提交全部生产经营票据，但其并未向本院补交。据此，陈呈浴请求投资损失赔偿的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最高法院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陈呈浴的诉讼请求。